宋徽宗，名佶，是神宗第十一子，哲宗弟。母为钦慈皇后陈氏。宋元丰五年生，南宋绍兴五年卒。终年54岁。
一、浪子当朝宠奸任佞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初八日，哲宗驾崩的当天，向太后（神宗皇后，当时宫中惟她地位最高）垂帘，哭着对宰相大臣们说：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没有儿子，谁来即位，事关重大，应尽早确定下来。又说：申王眼有毛病，不便为君。还是立端王佶好。章抬高了嗓门说道：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话音未落，知枢密院曾布从旁冷笑着说：章未尝与臣等商议，怎么如此独断！皇太后的圣谕极是允当。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也齐声附合说：合依圣旨！向太后说：先帝曾经说过端王有福寿，且很是仁孝，不同于其他诸王，老身立他，也是秉承先帝遗意哩。章势单力孤，不敢再争。于是向太后宣旨，召端王赵佶入宫，即位于柩前，权力的交接至此乃告完成。
赵佶因生来健壮的缘故，神宗赐名曰佶，四牡既信，取其壮健之意。他的母亲陈氏，开封人，出身于平民之家，自幼颖悟庄重，十几岁上被选入宫，充当神宗身边的御侍，开始并无什么位号，生了赵佶后才进封为美人。陈氏对神宗的感情极其深厚，神宗死后，不久她就病死，当时赵佶才刚刚4岁。
赵佶周岁之时就授为镇宁军节度使，封宁国公。哲宗即位，进封为遂宁郡王。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以平江、镇江军节度使封端王，并开始出宫就学。
宗室亲王日常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经典、史籍，但赵佶对这些不很爱好，倒对笔砚、丹青、骑马、射箭、蹴鞠，甚至豢养禽兽、莳弄花草怀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在书画方面，他显露出了卓越的天赋。
赵佶天资甚高，却并没有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端谨庄重的性格，相反，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他逐渐养成了轻佻放浪的脾气。他的密友王诜可以说与他趣味相投。王诜字晋卿，是英宗和宣仁高太后的女儿魏国大长公主的驸马，论理应是赵佶的亲姑夫。此人放荡好色，行为极不检点，家中姬妾成群，还常出入烟花柳巷，公主根本管不住他。公主得重病，他竟当着公主的面和小妾胡来，气得神宗曾两次将他贬官。像这样一个人，赵佶却同他打得火热，一天，王诜派高俅给赵佶送篦，正赶上赵佶在园中蹴鞠，高俅在旁候报之时，连声喝彩，赵佶招呼他对踢，高俅使出浑身解数，卖弄本事。赵佶大喜，即刻吩咐仆人：去向王都尉传话，就说我把篦子和送篦子的人一同留下了。从此对高俅日见亲信，颇加重用。
然而赵佶在向太后眼里却是另外一种模样，他对向太后极其敬重孝顺，每天都到向太后居住的慈德宫问安起居。因他聪明伶俐、孝顺有礼，所以向太后对他钟爱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诸王，在哲宗病重期间，向太后对将来立谁为帝的问题早就胸有成竹了。
赵佶被推上权力的顶峰之时，已是18岁了。章等人可能觉着这位轻佻浮浪的新皇帝未必可靠，就奏请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太后说皇帝年龄不小了，不便再由母后干政。赵佶对向太后立已本来感激不尽，此时也哭拜在地，乞求不已。向太后只好答应下来。赵佶在公元1100年登大位，是为徽宗。
徽宗对向太后起先是言听计从的，这不仅出于对向太后的感激，更重要的是他需要取得各政治派别的广泛支持，稳固自己的地位。向太后听政6个月就还政引退了，徽宗则继续调和革新和保守两派，改元建中靖国，意思是要中和立政、调一天下。而且他为了改变一下自己轻佻浮浪的名声，在生活方面也做了些尚俭戒奢的姿态，他退还百姓王怀献给他的玉器，还放走自己在内苑豢养的珍禽异兽。元符三年三月，还因即将出现日食下诏求直言，表示要虚心纳谏，俨然有一副励精图治的样子。
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正月，向太后死后，赵佶的绍述先圣，重行变法的意向更加明朗。不久，大奸臣蔡京被召回朝廷，担任了翰林学士承旨。蔡京首先建议，重修神宗朝的历史，为变法张本；恢复绍圣年间根究元v大臣罪状的安悖、蹇序辰的名誉，为绍圣翻案。1102年，徽宗改元崇宁，即崇尚熙宁之意，正式打出了绍述的招牌。不久，韩忠彦罢相，曾布也被蔡京排挤出朝。七月，徽宗任命蔡京为宰相。
徽宗衡量官员好坏的准则只有一条，就是看他的言行是否顺承符合自己的意旨。尽管他也曾对手下人的吹牛拍马，偶尔有过清醒的认识，觉着不一定一味地说好话就是忠臣。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赵水使者赵霖从黄河中捕得一只长有两个头的乌龟，献给徽宗说是祥瑞之物。蔡京说：这正是齐桓公小白所说的‘象罔’，见之可以成就霸业。资政殿学士郑居中唱反调说：头岂能有二！别人看了都觉害怕，只有蔡京称庆，其心真不可测！徽宗命人将龟抛弃，说是居中爱我，遂提拨郑居中为同知枢密院事。然而毕竟还是好话听起来顺耳，蔡京就因为会说好话，会顺着徽宗的意愿办事，才得到格外宠信。徽宗在位25年，蔡京任相24年。中间虽曾三次被罢，但旋罢即复，表明徽宗离不开这个马屁精。
徽宗倚为股肱的童贯、王黼、朱摇⒘菏Τ傻热宋抟徊皇羌善谀媚的奸佞之徒。不过，徽宗是个昏而不庸的皇帝，他虽然宠信奸臣，但最高决策权却是一直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在这方面，他确实继承并极度扩大了神宗皇帝管理朝政的一些办法，最突出的就是天下之事，无论巨细，全得秉承他的御笔手诏处理。原先负责讨论、起草诏令的中书门下、翰林学士被他一脚踢开。蔡京等贵戚近臣要想办什么事情或干求恩泽，也全得先请徽宗亲笔书写，然后颁布执行。有时徽宗自己忙不过来，就让宦官杨球代笔，号曰书杨。对御笔手诏，百官有司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否则便是违制，要受到严惩。政和（公元1111～1118年）以后，就连皇宫大内的事务他也要亲自过问，经常像太祖皇帝一样骑马到各司务巡视。
二、雅好艺术崇信道教太平无事多欢乐，这正是徽宗的人生哲学，再加上蔡京、蔡攸父子俩，一个说：陛下当享天下之奉。一个说：皇帝应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蹉跎，韶华易失，何苦操劳忧勤，自寻烦恼？徽宗更觉着应该及时行乐的好。
蔡京为徽宗提了个口号，叫做丰亨豫大，形容的是富足隆盛的太平安乐景象。徽宗认为要丰亨豫大，就必须先把朝廷、宫室以及其他各种场面都搞得富丽堂皇。于是，大内北拱宸门外的新延福宫首先开始破土兴建了。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新延福宫正式竣工落成，因由5个小区组成，故称延福五位。此宫东西长，南北短，东到景龙门，西抵天波门，其间殿阁亭台错落相望，鹤庄鹿砦掩映在嘉花名木之间。凿池为湖，疏泉成溪，怪石堆山，小桥流水，花影移墙，峰峦当窗，浓荫蔽日，风送花香，鹤鹿翔跃，鸟鸣啁啾，清幽雅致，不类尘寰。徽宗置身其间，心旷神怡，亲自作文，以记其美。
皇帝既然应享天下之奉，就必须把天下所有美好的东西收罗到皇宫中来，供皇帝受用，徽宗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早在崇宁元年春天，他就派童贯在苏杭设置造作局，役使数千工匠，制作象牙、犀角、金银、玉器，藤竹、织绣等物，无不备极工妙，曲尽其巧。徽宗还嫌不够，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他又派朱以谒罩萆栌Ψ罹郑搞起了规模更大的花石纲之役。
除花石外，前代的法书、名画、彝器、砚墨，但凡能搞到的，徽宗全都想法不惜重金弄到自己手上。他在宫中专门设立了一个御前书画所，由著名书法家米芾等人掌管，里面收藏了数以千万计的珍品。书法有晋二王的《破羌帖》、《洛神帖》，更多的是唐代颜、欧、虞、褚、薛、李白、白居易的墨迹，光颜真卿的真迹就有800余幅。丹青名画有三国时曹不兴的《元女授黄帝兵府图》、曹髦的《卞庄子刺虎图》等，不胜枚举。
古代的钟鼎礼器徽宗收集了1万余件，全都是商周秦汉之物。徽宗擅长书画，砚墨自然是少不了的。在他贮藏文房四宝的大砚库中，光端砚就有3000余枚，著名墨工张滋制的墨不下10万斤。
和一般附庸风雅、徒有虚名的收藏家不同，徽宗倒是很能对古书画、彝器潜心研究一番的。为便于保存，他把收集到手的法书名画大多都重新装裱，亲自为之题写标签。装裱时有一定格式，后世称为宣和装，至今还可见到。他命人将历代著名书法家、画家的资料加以记录整理，并附上宫中所藏的各家作品的目录，编成《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为后世美术史研究留下了珍贵史籍。徽宗还对所藏古彝器进行考证、鉴定，亲自编撰了《宣和殿博古图》。
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徽宗下令在京城东北部仿照杭州凤凰山的规模筑山。调拨上万名士兵、工匠，累石积土，昼夜不停，耗资不可胜计，历时6载，至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方告落成，初名万岁山，后因地处汴京艮位而改名曰艮岳。看不完的飞楼杰观，说不尽的雄伟瑰丽。
徽宗还非常迷信道教，他在藩邸时经常翻阅些道教神仙鬼怪的书籍，对神仙的生活十分向往。先是道士郭天信说他将来当有天下，果然不久他就即位；即位之初，他曾因生儿子太少而烦恼，有个茅山道士刘混康对他说，京城东北角风水太低，只要稍微垫高些，便是多子之象，他照刘老道的话一做，果然不长时间连得数子。从此在他眼里道士简直成了活神仙。他下令道士、女冠的地位在和尚、尼姑之上。政和四年，还在他出生的福宁殿东侧建了座玉清和阳宫，供奉道教祖师的画像。
当皇帝的一推崇什么，什么就会立刻应运而生，一些能呼风唤雨，先知先觉的活神仙先后出场。先是王老志，接下来就是大名鼎鼎的林灵素。徽宗一见林灵素，不知怎地竟觉着十分面熟，像在哪儿见过似的。他把这想法和林灵素一说，林灵素灵机一动，信口胡谄起来：天有九霄，以神霄为最高，其治所叫作府。神霄玉清王，乃是上帝的长子，主管南方，号称长生大帝君，后来降生人世，就是陛下。长生大帝君有个弟弟，称作青华帝君，主管东方。还有仙官八百余名，如蔡京本是左元仙伯，王黼乃文华使，蔡攸乃园苑宝华使，童贯等人也是仙官成员。我林灵素本是仙卿褚慧，和众仙官一道降临，辅佐陛下求治的，所以才让陛下看了眼熟。徽宗原是作为人去膜拜神的，这下子自己竟也变成了神仙！连自己宠爱的小刘贵妃据林灵素说也是九华玉真安妃下凡，怎能不喜？遂封林灵素为通真达灵先生，厚加赏赐，还把林灵素的老家温州改名为应道军。后来又进封为通真达灵玄妙先生，授予中大夫和冲和殿侍晨的官职。
政和六年，徽宗手捧玉册、玉宝来到玉清和阳宫，上玉帝尊号曰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吴天玉皇上帝。并大赦天下，令各地的所谓洞天福地全都修建宫观，塑造玉帝圣像，又铸神霄九鼎，安放到了上清和阳宫的神霄殿。
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徽宗执导的崇道之戏演到了***。他先和林灵素商量编出了清华帝君白昼显灵于宣和殿、火龙神剑夜间降临内宫的故事，编造出了所谓的帝诰、天书、云篆等物，诏示百官，刻石立碑，以记其事。还***道士2000余人在上清和阳宫由林灵素讲述帝君显灵的过程。接着定期在上清和阳宫举办大规模的斋醮，谓之千道会。
政和七年四月，徽宗向道录院发了一道密诏：册立朕为教主道君皇帝。于是群臣和道录院遂遵诏上表册立徽宗为教主道君皇帝。蔡京、童贯等朝廷大臣也都兼任了道教官职。就连朝廷要提拔侍从以上的官员，也得先由算卦的道士推算他的五行休咎，然后再正式任命。一时之间，朝野上下，乌烟瘴气，鬼影憧憧，几乎成了道士的世界。
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五月，汴京连遭暴雨，积水成灾，城外积水深达10余丈。徽宗很害怕，忙命林灵素前往作法祛邪。林灵素率领道徒在城上刚刚迈开虚步，防汛的民夫竞相举起锹镢涌将上去向他猛砸，吓得林灵素屁滚尿流，顾不上呼风唤雨，逃了回来。徽宗见自己装神弄鬼的把戏非但不能服人心，反而惹起民怨，很是不乐。正巧太子赵桓来向他告状，说林灵素横行无礼，路上碰到他连躲都不躲。徽宗一气之下，将林灵素赶回了老家。此后徽宗的佞道活动稍有收敛，但其神仙之梦也许做到死才算结束。
中国风水学的起源及发展中国风水学的形成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原始社会虽然没有风水学的说法，但因恶劣的自然环境对人提出的生存挑战，又值农牧社会之故，当时的人们必须“择地而居”，选择“近水向阳”适宜人类繁衍栖息的地方。这是一种适应性的选择。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风水学随即见诸文字记载，如甲骨文中就有许多关于卜宅的记录。从后世发掘的大量甲骨文卜辞和《诗经》中可以看到，中国人在商周时期就以将陆地区分为山、埠、丘、原、陵、岗等不同的地行地貌，将水域分为川、泉、河、涧、沼、泽、江、沱等，当时对大地的差异性有极为细致的分类，为日后的“相地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尚书》中，将当时的疆域以河流、山脉为界，划分为九州，这也是后来中国称为“九州”的由来。在《周礼》中出现了这样的文字“以土宜之法，办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卸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开始出现“相民宅”的说法，并有了“土宜法”这种相地的知识系统。《逸周书》载“土宜天时，百物行治”，可见“土宜”二字呼应天时，附天观地是当时百物的遵行规则，也是治事的方法，也因此成为后世风水术的依据。周朝时期，周武王营建洛邑时，就命周公相地，《尚书》载“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可见周朝人相信占卜，周公也是一位相地高手。战国先秦时期各种学术兴起，随着《周易》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盛行，开始建立以“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为主导的学术思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不仅承袭了以往的“土宜”观念而且更加具体，同时开始有了“气”的观念。从《晋书》知“始皇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故始皇东游以压之，改其地曰秣棱，堑北山以绝其势。”当时有了“望气者”的说法，可见已有风水行业的专业工作者。又据《太平寰宇记》卷95记载，秦代的长水县有一座山(今浙江省嘉兴县南边)，秦始皇听术士说山上有王气，便遣发了一批死囚去挖山，囚徒们受不了劳苦，一哄而散。秦朝秦始皇建造的阿房宫占地近300里，离宫别馆遍布在山谷，以南山为宫门，以樊川做池子，阿房前殿可坐近万人。始皇家动用70万民夫，挖空了骊山，穿透了三重息壤，规模之大，真可谓空前绝后。还有始皇陵，占地广阔规模宏大，这两大工程的实施，说明秦代相地水平是很高的，从中不难体会秦代地理勘察技术的高超，也可以归功于相地术的发达。其实早在先秦时期就有相宅活动，一方面是相活人的居所，一方面是相死人墓地。《尚书》载“成王在丰，欲宅邑，使召公先相宅。”这是相阳宅。《孝经》载“卜其宅兆而厝之。”这是相阴宅，是用占卜的方法择定地点。西汉相地术更是盛行。司马迁《史记》载，汉武帝聚会占家，问某人可娶否，堪舆家说不可。此时的堪舆家精通天文地理，相地术也称为“形法”。到了东汉，人们开始重视丧葬，从而导致风水观念的兴起。王充的《论衡》中就详细叙述了葬礼的忌讳。东汉人非常注重居住环境，《后汉书》提到的“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瞥，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的家居原则，在后世都成为阳宅的基本理论。在汉代还出现了《堪舆金匮》、《宫宅地形》、《移徙法》、《图宅术》等风水著作，标志着风水学在理论上有了初步的归纳和总结。魏晋时期中国出现了不少风水大家，其中最负盛名的是郭璞，他的《葬书》将风水术从传统的相地术中抽出，对风水下了定义，并全面构架起风水理论，奠定了后世风水的基础。他首倡的“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迄今传承了一千七百多年而巍然不倒，在今天更加熠熠生辉大放光芒。中国人习惯把郭璞称为风水鼻祖。隋朝比较而言不太信风水，但出了一位有名的相地师萧吉，著有《相地要录》、《宅经》、《葬经》、《五行大义》等名著，为后人景仰。他曾给皇后择吉地，当皇帝不听他的建议时，他预测到隋朝运数不长。隋朝宰相杨恭仁迁移祖坟时，请了五六批风水师前来相地，其中有个叫舒绰的猜中地下之物而受到重赏。可见当时还是盛行风水的。唐朝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鼎盛时期，各种学术也广泛兴起，同时更加促进了风水理论的发展，形成较完善的理论体系。当时一般有文化的人都懂得风水，出现了一大批名师。其中江西派风水师杨筠松在民间实践风水勘察和授徒起到了全面推广的作用，从那时起，在中国广阔的大地上，宫宅、乡村、墓葬都不同程度受到风水学说方面的影响。著名的唐玄宗也相信风水，《大唐新语》、《太平广记》中有很多风水的记录。当时的道士也多懂风水，唐代设有“司天监”，专门看天文现象，因此司天监里的官员必须懂风水。杨筠松就在司天监任过职，唐僖宗封他为国师，官至金紫光禄大夫，专管灵台地理事物，可见唐代的风水不但民间相信，朝廷也更是重视。杨筠松后来把宫廷的风水书籍挟出到江西一带传播，弟子盈门反响极大。唐代国力强大，版图扩大到西域，在敦煌莫高窟文献中找到《宅经》、《阴阳书》等，就可知风水观念远播西北地区。五代十国因袭唐代兴盛的风水观，各代皇帝都信风水，到后周时风水术被加入了许多迷信色彩，使世人真假难辨。宋代陈抟、邵康节、朱熹、以及蔡元定等著名易学家对风水进行了阐释和认定，一些风水著作相继出版，从而出现了以江西形法派和福建理法派为主体的风水学理论体系。宋徽宗相信风水，他原本无子，有一位术士告诉他，将京师西北隅地势加高数倍，就可得子，于是命人照做，果然得子。因此更信风水，又命人择宝地筑“上清宝篆宫”，结果劳民伤财，国库空虚，以至政权衰败。宋代的风水大师特别多，赖文俊、陈抟、徐仁旺、吴景鸾、傅伯通、蔡元定等都很有名。明朝朱元璋建都金陵时对风水极为重视，城外大部分的山都是面向城内，有朝拱之势，唯牛首山和花山背对城垣，朱元璋不悦，派人将牛首山痛打一百棍，又在牛鼻处凿洞用铁索穿过，使牛首山势转向内，同时在花山上大肆伐木使山秃黄。明成祖时，将都城迁往北京，即完全按照风水观念建造。明成祖是一位笃信风水的皇帝，这也导致民间全都讲究风水，风水成为明朝人一生中很重要的准则。北京名胜“十三陵”就是被风水大师廖均卿相中之地而推荐给明成祖，成为明朝皇帝的陵地区。明朝还有个传奇人物刘伯温，民间传说他精于风水，说定都金陵就是他相的地，有一本《堪舆漫兴》就是托名于他。清代设有司天监，除负责观天象记天文外，还负责修建陵墓的堪舆工作，因为清代各皇帝都笃信风水，很重视陵墓方位。清东陵南北长125公里，东西宽26公里，地跨北京三个郊县，总面积2500平方公里，是个极其庞大的帝王陵园，由此可见清代皇帝对陵墓风水的重视。而至今保存完整的故宫紫禁城，就更是严格按风水学建筑的经典杰作，其恢弘磅礴的气势不知征服了多少世人。清朝还设有国师府，共有400多名国师。这些国师因为得到优厚的俸禄，所以一生都死心塌地地为王朝为皇帝效劳。国师府的任务是：一为王朝找到好的风水宝地，安排好使用方法；二是破坏民间的地理风水，使之出人不敢向朝廷造反，不能夺皇位。这是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应用地理风水这门无形科学做他们的统治工具的一个例证。纵观历史，先秦是风水学说的孕育期，宋代是盛行时期，明清是泛滥时期。明清两代，通过对各类风水学书籍的收集整理，以及学者们的不断探研，风水理论已相当完备。风水师的勘察活动已普及到从帝王宫殿到城乡民宅各类场所。从民国到现在学者们主要是对中国风水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评估和研究。上世纪，风水学在旧中国是大有市场的，国父孙中山的中山陵地就是请著名风水大师沈竹礽进行反复踏勘后确定的。解放后，风水理论受到沉重打击，作为一种风俗继续存在，死而不僵。上世纪七十年代后，东南亚、日本、韩国、欧美等地区掀起了一场“研究”中国风水的热潮，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运用风水理论指导生活。
风水并非迷信。
风水实际上是研究和调整环境中的气场、磁场、氛围、气流以及声音、光线等等很多方面对人的影响的一门学问，打个比方，就像咱们人与人之间相处，有的人一身正气，平和中正个性爽朗善良，这样的人咱们都喜欢和他相处，就是因为他的堂堂正正的气场，那么环境也是一样，谁都愿意呆在一个堂堂正正——开阔、开明、开朗而又使人舒适的环境里，道理是相同的。
人与环境会相互影响，这一点无论在中国古代流传至今的风水学说，还是在人类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甚至是我们自身的现实感受，都是颠仆不破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