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人类对自然的依附、顺应关系，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与自然息息相通，必须和谐相处，人脱离了自然就会出现问题。人们在对自然的总结中产生了的风水思想，“入土为安”、“天人合一”是这一思想在丧葬上的反映。“葬”字，形象地说明了这一观念：死后入土，上面覆以植物。今天可以在很多墓地看到，祭奠活动后人们把鲜花洒落在墓碑上或在墓碑周围种花植树，“葬”这一古老的传统习俗仍然延续。
当代人越来越重视居住环境，购屋置地之前要选位置，看周边，那么应该为故去的人选择什么样的“居住环境”呢？尤其是当前墓地以公墓的形式集中安置，许多人心中希望为逝去亲人选择一块风水好的福地的心愿能实现多少呢？
依山傍水的原则
依山傍水，青山绿水是人们普遍向往的优美环境，也是好墓地的基本原则，反映在风水学说里的就是“山主人丁水主财”，意思就是择山，可以令后世人丁兴旺；择水，可以令财源滚滚。石为山之骨，水为山之血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是生命之源，山有了水才有了生命，没有水的山就仿佛没有灵魂，所以风水有言：有山无水休寻地，未看山时先看水。由此可见，“山主人丁水主财”是考察墓地风水最简要亦是最精辟的总结。一些注重理气的风水理论讲求藏风聚气，所谓：“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葬书》）认为水面越大，聚气越厚，财富也就越厚。
前朝后靠左右抱的原则
“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恐怕是人们在墓地听到比较多的话，这是风水对墓地的周边地形的总结，实际上就是四面环山，中间是一个宽敞的盆地，风水所讲的“穴”就在这个盆地里，四面的山风水上叫做“砂”。这个地形在前面说到的“葬”字上也有体现，就是葬字下面的“廾”（发音拱），意思是双手捧着，双手并在一起捧着，形成了一个中间凹陷的穴窝，古人认为这就是一个好的葬地，所以说葬字本身就体现了古人的殡葬观。
屈曲蜿蜒的原则
过去的四合院，寺庙，对着大门都有影壁，现代人装修的时候也比较重视玄关的设计，影壁和玄关都是应风水而产生的，而不单单是为了好看漂亮。它们的作用就是避免直通，阻挡正面冲撞而来的煞气。墓地如何挡住煞气呢，风水原理主张“直则冲”、“曲则顺”，道路要屈曲，山水要蜿蜒，就是弯弯曲曲。曲径通幽不仅有风水所讲的实际效果，而且还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如江南的园林建筑.
明堂开阔的原则
古代有人出了名、当了官或者发了财，人们往往会议论这个人祖坟的风水，称之为：地灵人杰。风水认为明堂开阔有利于孕育人材，发展事业，因此既要“登山看水口”，还要“入穴看明堂”，明堂是指墓穴前面要有一片广阔平整的地方，明堂开阔，生机勃勃，才能前途无量。反之，墓地不宜设在窄小局限的山谷。
回归自然的原则
现在的城市规划里，墓地离城市越来越远。为什么不离城市近一点呢，去扫墓祭奠还方便，岂不更人性化？包裹在高楼大厦中间岂不更现代？在这里，阴宅的风水与阳宅恰恰相反，都市人主张人车合一、人机（计算机）合一、工作第一、效率第一，墓地则讲求自然第一，天人合一。
上风上水的原则
墓地也讲究“上风上水”，北京上风上水的方向是西北，所以明十三陵就坐落于北京西北的昌平区。西北是根据北京的中轴线确定的，这条中轴线北起鼓楼，经过故宫博物院、前门，南至永定门，中心点就是故宫，也称紫禁城。
综上所述，风水的意义在于帮助人们择吉避凶，这与办丧事选墓地希望让逝者安息，生者安心的出发点是一致的。至于风水是否会福荫子孙，人旺业兴，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择一块吉壤福地，总不会错的。据说大名鼎鼎的建筑大师贝聿铭，超级富豪比尔·盖茨在选择建筑设计和住宅的时候都会参考风水的因素。
中国很多的历史文化遗产与风水是分不开的，北京城就是一座地地道道的风水之城，所以要了解风水，不能不来北京，阳宅不能不看紫禁城，阴宅不能不看十三陵.
概括地讲：山川有灵无主，尸骨有主无灵。若把有主无灵的尸骨葬到相当好的有灵无主的山川上去，则可使无灵的尸骨有了灵气，无主的山川有了主人。这在“风水”学上叫“理气”。理气好对后人会有极大的福荫，财、丁、贵、寿均可于此而出。
《易经？系辞》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远古时代殡葬极为简易，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对死者的埋葬问题，逐渐发展成为一件大事。今日保存下来的许多重要文物古迹，不少就是坟墓的遗迹遗物，如著名的埃及金字塔，就是四五千年前埃及法老的陵墓。中国至春秋时代时，孔子大力提倡“孝道”，厚葬之风日盛，历代不衰，并逐渐形成一套隆重复杂的祭祀礼仪制度和墓葬制度，以及种种讲究。于是，坟墓被认为是安葬祖宗及父母之首邱，上可尽送终之孝，下以为启后之谋。所以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对坟墓的安置均格外重视。而作为为人择地卜葬的堪舆家（风水师），更以阴宅为先务之急。
风水理论认为，祖墓的风水，会影响后人的命运；而一国之君陵墓的风水，则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命运。历代的皇家陵寝都十分重视选择陵穴，以图皇权永固。皇陵一般都位于京师附近，如西周、秦、汉、隋唐均以长安为京师，故此这五个朝代的皇陵大多集中于长安附近；而元、明、清三代均以北京为京师，所以这三代的皇陵皆位于北京附近。
唐朝帝王陵墓区，分布于关中盆地北部，陕西渭水北岸之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蒲城一带山地，东西绵延三百余里。唐陵的特点是“依山为陵”，不象秦汉陵墓那样采取人工夯筑的封土高坟，而开“山陵”之先河。十八座唐陵中，仅献陵、庄陵、端陵位于平原，余均利用天然山丘，建筑在山岭顶峰之下，居高临下，形成“南面为立，北面为朝”的形势。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东22公里的九峻山主峰，九峻山山势突兀，海拔1888米，南隔关中平原，与太白、终南诸峰遥相对峙。东西两侧，层峦起伏，沟壑纵横，愈加衬托出陵山主峰的险峻雄伟。除了四周山峦的护卫之外，更有泾水环绕其后，渭水萦带其前，山水具佳，愈加显得气势磅礴，蔚为壮观。
由昭陵主峰迤逦而南，有167座功臣贵戚陪葬墓，占地约30万亩。李世民的玄宫居高临下，陪葬墓列置两旁，衬托出昭陵至高无上的气概。
乾陵是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合葬陵，坐落在乾县西北的梁山上。据《新唐书？高宗本纪》记载，李治于光宅元年（684年）葬于乾陵，神龙二年（706年）重启乾陵墓道，将武则天合葬于墓中。梁山海拔1049米，呈圆锥形，山巅三峰耸立，北峰居中最高，即乾陵地宫所在，为陵之主体，与九峻山遥相比峻。南面两峰较低，东西对峙而形体相仿，犹如天然门阙华表捍陵。上面各有土阙，望之似乳头，俗称“奶头山”。梁山东有豹谷，西有漠谷，整个地势似一个头北脚南仰卧在大地上的人体。乾陵因山为陵，以山为阙，气势雄伟，规模宏大，陵园有内城外成之分。内城的南、北、东、西城垣基址程度分别为1450米、1450米、1582米和1482米，城垣均为夯筑而成。内城四面各开一门。陵园内有石刻群，除内城四门各有一对石狮，北门立六石马（今存一对）外，其余石像均集中排列在南面第二、三道门之间……从南至北，计有华表、翼兽、鸵鸟各一对，石马及牵马人五对；石人十对，还有无字碑、述圣碑和六十一个“蕃酋”像，丝毫不减皇宫之气派。
北宋帝王陵墓，从宋太祖赵匡胤父亲的永安陵起，至哲宗赵煦的永泰陵止，共计八陵，集中于河南巩县境内洛河南岸的台地上。陵区以芝田镇为中心，在相距不过十公里的范围内，形成一个相当大的陵区。
北宋王朝建都开封，陵区却设在巩县，远离京师汴京，其主要原因是这里山水秀丽，土质优良，水位低下，适合挖墓穴和丰殓厚葬。陵区南有嵩岳少室，北有黄河天险，可谓“头枕黄河，足蹬嵩岳”，是被风水家视为“山高水来”的吉祥之地。
宋代帝陵在地形选择上与别代迥异。历代帝陵或居高临下，或依山面河，而宋陵则相反，它面嵩山而背洛水，各陵地形南高北低置陵台于地势最低处。原来，在宋代盛行与汉代图宅术有关的“五音姓利”风水术，该风水术把姓氏按五行分归五音，再按音选定吉利方位。宋代皇帝姓赵，属于“角”音，利于壬丙方位，必须“东南地穹，西北地垂”。因此宋代各陵地形皆东南高而西北低。
明代以后，风水学特别重视关于山川形胜的形法，因而明清两代的帝陵风水格外讲究，加之建筑的配合，皇陵的选择与规划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
明十三陵，位于北京西郊昌平县北十里处，自公元1409年开始修建长陵，至1644年明朝灭亡，十三陵的营造工程历经二百余年，未曾间断。燕王朱棣在南京登上帝位以后，即打算迁都北京。永乐五年（1407年），皇后许氏死，朱棣没有在南京建陵，而是派礼部尚书赵江和江西风水名师廖均卿等人去北京寻找吉壤。
朱棣派出的人马足足跑了两年时间，才找到几处可供选择的地方。据说，最初选在口外的屠家营，但因皇帝姓朱，“朱”与“猪”同音，猪要进了屠家定要被宰杀，犯地讳不能用。另一处选在昌平西南的羊山脚下，因后面有村叫“狼口峪”，猪旁狼则更危险，也不能用。也曾选过京西的“燕家台”，可“燕家”与“晏驾”谐音，不吉利。京西的潭柘寺景色虽好，但山间深处，地方狭窄，没有子孙发展的余地，也未能当选。到永乐七年，最终选定了由江西风水师廖均卿等人选定的现在这片陵区。
清东陵位于京东燕山南麓的遵化马兰关附近，它北依昌瑞山，南屏金星山，东傍鲇鱼关，西依黄花山，共有陵墓14处，葬150多人。
关于东陵的选址，流传着一段顺治帝亲自卜地的故事。自从顺治皇帝进了关，在北京立都坐殿后，他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和叔父多尔衮就派人四处选陵地，先后有两批钦天监大臣和风水名师来过京东一带，他们均看中了这块宝地，回京禀报皇帝后，顺治帝非常高兴，表示要亲自前往审视。时隔不久，顺治皇帝由众多侍卫大臣和八旗健儿簇拥着出外狩猎，他们一路纵马扬鞭来到了京东的燕山山脉，跃上了凤台岭之巅。顺治帝登高远眺，向南望，平川似毯，尽收眼底。朝北看，重峦如涌，万绿无际。日照阔野，紫霭飘渺。真是山川壮美，景物天成。顺治帝前瞻后眺，左环右顾，发出由衷的赞叹。他反身下马，在凤台岭上选择了一块向阳之地，十分虔诚地向苍天祈祷，随后相度了一块风水相宜的地势，对左右的侍臣说道：“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说着，将手上佩带的白玉扳指取下，扬下山坡，道：“落地之处定为穴”。于是群臣在扳指停落的地方打桩作记。后来，当真在这里建起了清东陵的第一座陵寝，即顺治皇帝的孝陵。
孝陵背靠昌瑞山主峰，左右两翼为天然砂山，整座山陵北高南低，顺势而布，节奏鲜明，气势雄伟。为了防止汛期山洪冲毁陵墓，不仅在建筑之下打桩加固，而且修建了整套的排水系统。地上利用天然的倾斜地势设置了排水明沟，使雨水排泄通畅。陵区之水通过明沟暗渠，全部汇集于隆恩门外的神路桥下，再由两边水道顺势排泄出去。可见孝陵风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选址的科学性和建筑技术的高明。
古代的风水选址，除了生态、实利功能以外，还是一门艺术，其对环境景观的组织是十分重视的。在古代，万物有灵的观念导致了山川自然崇拜，并逐渐发展成为敬祀天地日月山川的国家祀典。人们崇尚自然，热爱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又指导着人们以人的精神、人伦道德及社会秩序拟态于自然，并以此寄托他们的生活理想。所以在风水的观念中，也常包含着一种追求优美的、赏心悦目的自然和认为环境思想。
平原十不葬
一不葬粗顽怪石二不藏急水争流三不葬沟壕绝境四不葬孤独山头五不葬神前庙后六不葬水口不定七不葬开塘伤龙八不葬草木不盛九不藏人居稠密十不葬龙虎尖头
山地十不葬
一不葬童山二不葬断山三不葬石山四不葬过山五不葬独山六不葬逼山七不葬破山八不葬侧山九不藏陡山十不葬秃山
墓有十不向
一不向流水直去二不向万丈高山三不向荒岛怪石四不向白虎过堂五不向斜飞破碎六不向外山无案七不向面前逼宫八不向山凹崩缺九不向大山高压十不向山飞水走
墓穴有十忌
一忌后头不来二忌前面不开三忌朝水反弓四忌凹风扫穴五忌龙虎直去六忌直射横冲七忌淋头割脚八忌白虎回头九忌龙虎相斗十忌水口不关
迁墓有十观
一观墓穴塌陷迁二观草木枯死迁三观****风声迁四观男盗女*迁五观怪病颠狂迁六观夭亡败家迁七观官牢绝嗣迁八观鱼龟蛇不迁九观藤缠官不迁十观温乳气不迁
八龙立向决
点穴立向须贯通八龙顺逆要分清火龙切莫造水克木局生助火龙兴木龙切莫造金克水局生助木龙欢阴阳两字有大关吉凶就在一向间点穴不知生与克葬者何必请地仙
从晚唐开始，中国又进入三百多年的分裂战乱时期，先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的更替和十个地方政权的割据，接着又是宋与辽、金南北对峙，中国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的破坏，建筑也从唐代的高峰上跌落下来，但由于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城市布局、建筑技术与艺术，都有不少提高与突破。
宋朝是中国古建筑体系的大转变时期。宋朝建筑的规模尽管一般比唐朝小，但曲线柔和、形态细腻、装饰华丽，比唐朝建筑更为秀丽、绚烂而富于变化，出现了各种复杂形式的殿阁楼台。宋代建筑在结构与构造上十分成熟，有了十分完备的体系，掌握了寓装饰与结构为一体的建筑构造与造型技术，建筑细部的装修也趋于细密而繁缛。代表建筑有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福建泉州清净寺、河北正定隆兴寺和浙江宁波保国寺等。其建筑特征是，屋顶的坡度增大，出檐不如前代深远，重要建筑门窗多采用菱花隔扇，建筑风格渐趋柔和。
北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为了加强对宫殿、寺庙、官署、府第等官式建筑的管理，朝廷颁布并刊行了《营造法式》。这是一部有关建筑设计和施工的规范书，是一部完善的建筑技术专书。书中总结历代以来建筑技术的经验，制定了“以材为祖”的建筑模数制。对建筑的功限、料例也作了严密的限定，作为编制预算和施工组织的准绳。这部书的颁行，反映出中国古代建筑到了宋代，在工程技术与施工管理方面已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水平。
宋代的城市不同于唐代城市，已经没有了封闭的里坊与市场，也取消了宵禁制度。宋代都城汴梁城（今河南开封）演变为临街设店、按行成街的布局，完全呈现出一座商业城市的面貌，城市街道比较狭窄，有密集的临街商镝。由于人口较多，建筑密度较大，经常失火，因此城内出现了城市消防系统，如专设的望火楼，在街坊中有军巡铺，铺内置有防火、救火的铁铲、铁钩，一旦发生火灾，军巡铺出动救火，不劳百姓。
辽代时曾在今北京城西南建辽南京城，宫殿位于城内的西南部分。金代在辽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了城市规模，建立了金中都城，宫城位于城中央，略呈与宋汴梁相似的内外三套方城制度。
宋代的砖石建筑水平不断提高，这时的砖石建筑主要是佛塔和桥梁。浙江杭州灵隐寺塔、河南开封繁塔及河北赵县的永通桥等均是宋代砖石建筑的典范。
在园林建设上，宋代改变了汉唐时期大型真山真水式的园林风格，更加注重意境的园林在这一时期开始兴起，规模也大大缩小，园林内以山水景观与亭台楼榭为主。此时，假山的用材与施工技术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宋徽宗建造的东京的艮岳是在平地上以大型人工假山来仿创中华大地山川之优美的范例，也是写意山水园的代表作。艮岳主山寿山，岗连阜属，西延为平夷之岭；有瀑布、溪涧、池沼形成的水系。在这样一个山水兼胜的境域中，树木花草群植成景，亭台楼阁因势布列。汴梁城西侧的皇家园林琼林苑与金明池，苏舜钦的沧浪亭和司马光的独乐园也是典型之作。
在装修方面，这时期建筑上大量使用可开启的、棂条组合极为丰富的门窗，与唐、辽建筑的板门、直棂窗相比，不仅改变了建筑的外貌，而且改善了室内的通风和采光。房屋下部的须弥座和佛殿内部的佛座多为石造，构图丰富多彩，雕刻也很精美。柱础的形式与雕刻趋向于多样化。柱子除圆形、方形、八角形外，还出现了瓜楞柱，且大量使用石柱，柱的表面往往镂刻各种花纹。同时，室内空间加大，给人以开朗明快的感觉。屋顶上或全部覆以琉璃瓦，或用琉璃瓦与青瓦相配合成为剪边式屋顶。彩画和装饰的比例、构图和色彩都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效果，因而给人以柔和而灿烂的印象。
宋代建筑大量使用油漆，由于印度佛教的影响，建筑颜色突出为红色。宋代喜欢稳而单纯、清淡高雅的色调，是受了儒家的理性主义和禅宗的哲理作基础的社会思想所致。
在陵园建筑上，北宋的陵寝制度大体上沿袭了唐初的制度，只是改变了汉唐预先营建寿陵的制度，北宋的陵寝都在皇帝死后才开始建造，而且全部工程必须在七个月内完成。因此，宋代的陵园规模不如唐代。此外，宋代改变了唐代后妃附葬帝陵不单独起陵的制度，而恢复了汉代的规制，后妃单独起陵园于帝陵的西南隅，但规模较小，除太祖庄怀皇后潘氏有陵号“保泰”外，其他后陵都没有陵号。
位于巩县的宋陵形制均坐北朝南，呈正方形，各陵尺度和墓前石刻数目整齐划一。墓室上建造方形三层陵台，每门各有石狮一对。由南门向北的神道两侧排列文武大臣和各种石像。陵园布局和唐陵一样分上宫和下宫，分别为谒拜祭祀和日常供奉起居的场所，所不同的是唐代下宫建筑在陵墓南面偏西处，而宋代建筑在陵墓北面偏西处。
宋代建造陵墓讲究相风水、堪舆（看风水），流行“五音姓利”的说法，把姓氏归于古代五音，再按音选定吉利的方位。比如宋代皇帝姓赵，属于“角”音，利于丙壬方位（北方偏西的方位）。
公元10世纪初到14世纪，中国北方诸民族纷争崛起，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加速了封建化过程。同时又以他们新兴的军事优势，取得了一部分或全部的统治权，其中契丹族建立了“辽”，“党项”族建立了“西夏”，女真族建立了“金”。这些入室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在陵寝制度上，吸收了汉族传统文化，同时还保留了许多民族特色和习俗，是中国陵寝制度史上的重要一页。
辽现存的陵园有两处，一是辽祖州城西的辽祖陵，一是辽庆州城北的辽庆陵。辽葬制的主要形式为石棺葬。石棺内的尸体套有铜丝网罩，死者服饰皆为左衽、捍腰、套裤，显示了辽游牧民族马上生活的特点。例如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的辽太祖陵，一道宽约七十米的山口为陵园的天然门户，两旁是悬崖峭壁，入园门便是四面环山的绝谷。谷内林木参天，清泉漫流，景色佳绝。辽太祖陵墓就坐落在山谷西边的高地上。祖陵原地面建筑十分宏丽，但在金代曾经遭受破坏。现在陵园四周散布着砖瓦、碑石块等。地宫墙身遗迹已暴露地面，享殿略有遗存。在丛林涧沟中还有一具石翁仲，其头部和右臂残缺，身穿箭袖窄袍，腰束带，中结双纽，两手交叉，左手握住右腕，背脊拖出一条长辫，表情自然，衣纹流畅，其雕刻艺术在中原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明显地带有契丹民族的古朴风格。
西夏的陵园坐落在宁夏银川西部贺兰山麓，共有九座帝陵和七十多座贵戚、功臣陪葬墓。由于西夏李氏贵族与唐宋政权交往频繁，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陵园平面仿照宋代大建筑群，强调中轴线左右对称的格式，以象征西夏统治权威。陵园还体现了西夏文化独特的葬制，其表现为墓道底部铺设横木，道口用原木和木板封闭，墓壁建筑有护墙板，以及墓室前有多层宝塔式陵台建筑等。另外，西夏王陵还有一些不同于宋陵的独特风格：宋陵是单城呈正方形，而西夏陵是重城呈长方形；宋陵灵台就是墓室，而西夏陵的灵台位置在墓室前，并非起灵台的封土标志，而是一个高达二十余米的塔式楼阁建筑；西夏陵园内没有附葬的后陵。
西夏王陵每个陵园都是独立完整的建筑群体，占地都在十万平方米以上。四角建有角楼标志陵园界址，由南往北排列有门阙、碑亭、外城、石像生、内城、献殿和灵台。雕龙栏杆、莲花柱础、琉璃兽石勾头、兽面和花卉滴水、白瓷板瓦等建筑材料的大量使用，反映出西夏王陵陵园建筑的宏伟和华丽。虽然西夏著字院推行篆书，但汉字仍在民间和官府通用，这种情况在陵寝制度中也得到反映。例如仁宗赵仁孝的寿陵碑亭遗址有东西两处，东碑亭为汉文楷书，书法遒劲，刻工娴熟，西碑亭为西夏篆书，两种文字并用，说明中原与西夏在政治、经济方面联系密切和文化交融的历史事实。
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最初活动在黑龙江境内的阿什河流域，随着金政治、军事势力的南下，在中都（北京）大房山营建山陵，以后金代帝王均葬于此，现存帝陵遗址十七座。金陵陵园规模宏伟，气势非凡，琉璃瓦殿堂楼阁鳞次栉比，汉白玉的石碑以及高大的石像生错落在苍松古柏之中。可惜明代以后，大房山金陵连遭兵毁，清代虽经修缮，但已不复原貌，又被兵匪多次盗掘，现已成为一片废墟。
元代（公元1206—1368年）的中国是一个由蒙古统治者建立的疆域广大的军事帝国，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缓慢，建筑发展也基本处于凋敝状态。元代建筑一度受到外来工匠的影响，并以北方工匠为主，其建筑结构多大胆粗犷，艺术风格也狂放不羁。
由于元朝统治者崇信宗教，尤其是藏传佛教，这时宗教建筑相当发达，从西藏到大都建造了很多喇嘛教寺院和塔，带来了一些新的装饰题材与雕塑，壁画的新手法。过街塔是喇嘛教的另一种建筑类型，以北京的云台最为著名。在云台的券石上和券洞的内壁，刻有天神、金翅鸟、龙、云等喇嘛教纹样及六种文字的经文。这些雕刻都是高浮雕，人物的姿态和神情雄劲，各种图案有着生动跳跃的热烈气氛，与汉族传统风格不同，是元代雕刻中的优秀作品。喇嘛教的雕刻题材和手法给予明清建筑艺术不少影响，尤其是对官式建筑影响较大。
蒙古人属于游牧部落，主要以移动的帐殿与毡帐为房屋。随着蒙古人的崛起，他们也开始建造具有定居性质的都城与宫殿。在入主中原之前，蒙古人曾建有都城哈剌和林。城内的西南部分，是蒙古大汗的宫殿。后来，又建造了位于内蒙古的上都城。随着蒙古统一中国，元统治者在原金中都的东郊离宫万安宫及其山水环境的基础上，营造了元大都城。大都是自唐长安城以来又一个规模巨大、规划完整的都城。明清两朝皇城的规模就是这一时期创建的。元大都将金代离宫中的大面积山水环境括入城市中，滨水营造了宫城与皇城。并以宫殿的中轴线为城市的中轴线，形成了与《周礼·考工记》中的王城规划思想最为接近的“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空间格局。在皇城以北，海子（北方对湖的称呼）以东，设立了中心阁与中心台，形成了全城的几何中心，从而确定了大都城的平面格局。
元大都城的宫殿分大内宫殿、供太后居住的隆福宫，和供太子居住的兴圣宫。三组宫殿建筑群，围绕着海子与太液池，形成优美的山水宫苑环境。皇城以北仍留有大片水面，与通惠河相连，供南北商船聚集交易。
元代大内宫殿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为大明殿，是天子举行登基、正旦等大型礼仪的正殿；后部为延春阁，是天子与后妃起居的后宫。两组建筑均为“工字殿”形的平面格局。殿两旁还有附属的殿堂。宫殿内使用方形石柱，及经过打磨的石地面，并铺有地毯，或挂有壁毯。大内宫殿的后部建有浴池、戏楼等建筑。宫城之后为皇家御苑，西临太液池。
兴圣宫内建有对称格局的园林，以环绕方形水池对称布置成十字脊殿、棕毛殿、畏吾尔殿等，点缀以蒙古人喜欢的白琉璃瓦顶，创造出一种具有异域风格的园林景观。蒙古人尚白，除了在宫殿中使用白琉璃瓦屋顶外，还建造了尺度宏伟的妙应寺白塔，与其东边的宫苑山水相辉映，形成独具特色的元大都城市景观。
另外，元代城市进一步发展了各行各业的作坊、店铺和戏台、酒楼等娱乐性建筑。
总而言之，宋代的建筑风格虽不再有唐代的雄浑、阳刚之美，却创造出了一种符合自己时代气质的阴柔之美，建筑造型更加多样。辽早期从唐和五代各国掠走很多汉人工匠，因而其建筑在风格上受唐代建筑影响很深，在细部上则带有五代时期的一些特征，风格雄壮。宋兴起后，辽中晚期的建筑又受到宋代建筑的影响，但与宋代建筑相比，辽代建筑显得古拙而粗犷。西夏建筑则同时受到西域建筑和汉族建筑的影响，别具特色。金代建筑在宋代建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更多地继承了北宋建筑繁缛、纤细的特点，装饰上比较精密细腻。如山西应县净土寺藻井，山西朔州崇福寺金代大殿的殿门，都是十分精密细巧的金代装饰。其宫殿建筑大量使用黄琉璃瓦和红宫墙，创造出一种金碧辉煌的艺术效果，对以后各代的同类建筑影响深远。此外，金代木构建筑的移柱、减柱等扩大室内空间的结构变革也愈演愈烈。元代由于领土广阔以及宗教信仰和民族风俗等因素影响，产生了一些新的建筑类型，如喇嘛塔、盔形屋顶等。汉族固有的建筑形式和技术在元代也有所变化，如在官式木构建筑上直接使用未经加工的木料等，使元代建筑有一种潦草直率和粗犷豪放的独特风格。
宋代流行砖壁墓穴，石棺较为少见，主要集中在西南和东北地区。宋人视死如生，墓室与生前所住的房屋一定有相同的雕刻与物品，因此宋墓多是仿木式建筑，有精美的花纹、文字雕刻。宋代，流行着一种奇特的葬俗，夫妇同葬一座双室墓，但双室之间用一道隔墙隔开，宋代文人苏东坡称之为“同坟而异葬”。宋墓造型如同房屋结构，窗户、大门、梁柱一应俱全，且墓壁上的花纹是仿木结构雕刻，这是宋代墓室的一大特点。
宋墓皆坐北朝南，有竖穴、斜坡和阶梯倾斜墓道三种，墓室多圆角长方形，但尺度何规模不及汉唐。砖墓中习惯用雕砖装饰，墓壁画精致典雅，所表现的也多为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此外，墓穴藻井顶，位于墓穴正上方，也是宋墓的典型特征，墓壁上多还雕刻有朝凤图，菊花和神仙草等图案，但墓壁雕刻在花纹上主要以莲花为主。比较而言，明清墓室结构较简洁，远没宋墓复杂，雕刻也主要以香草为主。
宋代陵前石雕像群的行列顺序一般依下列形式：华表一对，成六棱体，外表饰有浮雕图案；大象与人物一对，似取“吉祥”谐音；朱雀一对，朱雀也是想象中的禽鸟；瑞兽一对，带翼四足动物，以示尊贵；鞍马及人物两对，表示仪仗队伍；虎、羊各两对；番国使臣三对；文武大臣各两对，到此为至。再往下是神门内外的狮一对；镇陵力士以对、官人一对、内侍一对。其造型风格不同于前代，有明显的写实倾向，比较注意局部细节的刻画。宋陵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宋太祖永昌陵，是前期制度的典范，其雕像群中的大象为前代所没有；北宋中期的宋仁宗永昭陵，其人物雕刻比较修长，文臣武将都比较纤弱，而后期的作品则有些粗糙。这与当时发达的雕板印刷工艺使得雕刻工艺得以广泛使用有很大关系。
在对墓穴位置的选择上，宋墓有异于前朝，以帝王陵墓为例，宋代帝陵在地形选择上与别代迥异。历代帝陵或居高临下，或依山面河，而宋陵则相反，它面嵩山而背洛水，各陵地形南高北低置陵台于地势最低处。原来，在宋代盛行与汉代图宅术有关的“五音姓利”风水术，该风水术把姓氏按五行分归五音，再按音选定吉利方位。宋代皇帝姓赵，属于“角”音，利于壬丙方位，必须“东南地穹，西北地垂”。因此宋代各陵地形皆东南高而西北低。
宋墓陪葬品多为当时的瓷器、灯盏等生活用品。从已挖掘的宋墓看，极少有金银手饰之类的贵重物品。
